□姜媚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其重点在于化风成俗。
要实现化风成俗，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正是化风成俗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和精神沃土。
▲图片为豆包AI生成。
“风”与“俗”，互为表里。
典籍中，“风”源于《诗经》国风，初指各地民歌谣谚，后引申为特定地域民众普遍的生活习惯与精神气质。
“俗”者，《说文解字》释为“习也”，是长久形成、代代相传的行为模式。
风俗，也可以说是区别于正式制度文化的、人们心照不宣的一种“文化秩序”。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风俗”的重要性。
荀子明确主张“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汉书》说“风行俗成，万世之基也”。东汉学者应劭，则将“辨风正俗”视为“为政之要”“最其上”的位置。
历史上，很多主政者通过“观风俗”察“得失”。
周代设置采诗官，深入民间采集歌谣，将其编纂成诗呈现给天子，以此体察民意、调整政令。
西汉时期，汉平帝为了解地方情形，特遣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风有薄厚，俗有淳浇。风俗会随着历史延续而传承，或是变化。这种传承和变化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
比如，汉代循吏文翁治蜀，感于“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于是力倡教化，兴办官学，一改蜀地旧俗，终使“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又比如，唐代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以致积重难返，陷入风雨飘摇。
▲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邓尧/绘）
风俗好坏关乎社会盛衰，从古到今，“化风成俗”“移风易俗”成为贯穿始终的社会治理命题。
一种风气，要成为被广泛认可的文化自觉，需要经历“行为—习惯—风俗”的积淀。这也意味着，化风成俗贵在教化引导、重在落地生根、难在持久深入。
纵览历史，我们不妨从古人智慧中汲取养分。
以规成习，刚性约束。在中国古代，通过选官、考核、监察等制度，将“风俗”相关内容作为官员的重要评价指标。
古代选官，常把“德行”作为入仕门槛。汉代举“孝廉”，要求被举荐者必须“善事父母、清正廉洁”。后来，北宋科举设“经明行修科”考察人选德行，明清科举要求品行无缺，都是将“品行端正”作为选拔官员的条件，这些品质本身就是对社会风俗的示范。
在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也把“品行端正、能为风俗表率”作为重要内容。比如，唐代用“四善二十七最”对官员进行考核，其中德行要求的“四善”（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列在官员具体才能标准的“二十七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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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还通过监察体系，纠察官员“伤风败俗”等行为。比如，明太祖时期规定，官员不得“狎妓饮酒”，若违反，不仅受罚，还会被作为反面教材公告。
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左传》云“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强调上层的行为示范对民间习俗的决定性影响。北齐刘昼在《刘子·风俗》中，作了进一步阐述：“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
社会风俗由人的行为反映出来，多源于“上行下效”。以上率下、榜样示范以期弘扬风尚的做法，从古到今都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春秋时期，晋国曾盛行奢侈之风，晋文公以身作则，“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即不穿双层丝绸、不吃两样肉食。不久国人效仿，“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风俗为之一变。
东汉初年，刘秀为扭转乱世风气，树立卓茂、祭遵这两位官员为楷模，二人的事迹分别衍生出“束身自修”“克己奉公”等成语，成为东汉官场廉洁符号。
当下，抓“关键少数”成为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与古人的智慧是相通的。
▲务实善为写好“为民答卷”。（钱静洁/绘）
以文化人，自省其身。明代首辅李东阳认为“论吏治，则先风俗”，即首先要考虑风俗对官员的影响。通过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官员群体成为化风成俗的表率，是多个朝代治理的重要逻辑。
《礼记》说：“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一个“学”字，强调教育、教化，本质上是以文化人。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认为官员之“德”是治理的根基，将官员的“德”转化为一种文化影响力。
同时，代代相传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引导古代官员群体“修”个人品德，强化自身约束。
清代张伯行在福建任巡抚时，撰写《禁止馈送檄》，自己带头“不收受礼品、不赴私宴”，福建官场“馈送之风”遂止。
明代薛瑄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期间，出监湖广银场，在众人眼中，这是“肥差”。薛瑄举古诗“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谢过众官员祝贺。到任后，他查禁贪污，匡正风气，并在寓所照壁上题诗明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赢得当地百姓一致称赞。
从规制条文升华为文化基因，从外部约束到内化于心，照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正人心、厚风俗”的理念。
从历史中走来，读懂“化风成俗”的长期主义和历史周期率的破解密码，对于当下的作风建设不乏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