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
近年来，“纸上雕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处理文稿时热衷玩文字游戏，花大量时间抠字眼、对格式、找出处，却不注重实际工作效果，值得警惕。
比如上级文件是三段式，那么工作计划也要对齐“颗粒度”，硬凑出三段来显示自己讲规矩；年底要交总结了却没成绩，就四处“借鉴”再妙笔生花，洋洋洒洒地搞出一堆“材料政绩”；还有人习惯蹭热点，不管合不合适，总爱绞尽脑汁在字里行间塞进一些新词，以此显示自己与时俱进有新意。
文风体现作风。如果日常工作舍实就虚，陷入“纸上雕花”式的机械内耗，那么工作就成了填字游戏，人也成了打字机器，危害甚大。
一
文风是时代的产物。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包括“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等。如今的“纸上雕花”虽与其同根同源，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照搬照抄，把文章“雕”成了一个模板。有的干部写作水平很高，但骨子里不想创新，思想上僵化保守，认为只有照搬照抄文件上的话、报刊上的话才不会出错，才是同上级和中央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一致”。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种狭隘认识，导致文稿被雕刻成统一的“八股”风格，群众不爱看。
夸大其词，完全脱离了真实模样。一些单位平时不注重实干，到了交总结时，就开始大搞“艺术加工”。原本只服务了少数群众，写材料时却把“少数”改成“众多”，原本只是平平无奇的工作，却硬要戴上“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等大帽子。为了出成绩，他们运用文字障眼法，给工作开启满级“美颜”。
盲目跟风，为赋新词强“入流”。文章合为时而著，紧跟热点是好事，但不能为了跟而跟。去年9月，新质生产力一词出来后，许多人把它当作万能词汇，任何主题的文稿里都要提一提、用一用，似乎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高级。这样不顾实际、不分场合的滥用，反而会显得水土不服、不伦不类。
本末倒置，过于在意细枝末节。一般的文稿写作不是创作骈体文和格律诗，不用字斟句酌、引经据典，言之有物就好。特别是应用文，言简意赅即可。现实中，一些干部在“巨大”与“宏大”之间纠结，在“赞美”与“褒奖”之间犹豫，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了抠字眼上，毫无必要。
臃肿变形，只讲长度不讲精度。有些干部写文章讲究长篇大论，却言之无物。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写的“之江新语”栏目，每篇不过三五百字，但讲道理深入浅出，谈问题直击要害；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也只有114个字。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写文章时堆砌华丽辞藻，官话套话一大堆，稿子虽长，但有用信息太少，群众有意见。
二
文风体现党风政风。“纸上雕花”看似是件小事，但背后的总根源却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如果任由这股风吹下去，会让俗气日涨，媚气日盛，官气日浓，最后影响社会风气，阻碍创新创造，甚至“流害全党”“祸国殃民”。
字雕得越多，心越累。基层工作本就千头万绪，如果一份简单的通知或是一般性的汇报材料，也要在用词上反复权衡，或是花大力气去找源头出处，把普通文稿工作做成考究的汉字研究，那么“5+2”“白加黑”就会成为基层常态。久而久之，人们每多雕一个字，心累就多增加一分，干事创业的热情也就随之减少一分，慢慢就变成了“庸俗的事务主义者”。年终一看，虽下笔万言，心中却空空如也，唯有电脑里密密麻麻的文件和桌子上一摞摞材料，能给自己些许安慰。
字雕得越多，效率越低。《万历十五年》提到，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都很冗长，为了提高效率，皇帝不得不委派宦官先研究奏本，再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现实中，“纸上雕花”看似提高了文稿质量，但无形中增加了撰稿者负担，挤压了收文者抓落实的时间，也就导致上午收到通知、下午就要结果的事情经常出现。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或机关的运行效率，人为阻碍了创新创造。
字雕得越多，风气越坏。古人讲巧言败德，同样，“纸上雕花”所形成的“语言贿赂”，也会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当一些人大话套话写多了，就会潜移默化形成语言习惯，面对群众时就会脱口而出。当一些领导官话套话听多了，就会在飘飘然中感觉高人一等，滋生出官僚主义。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大家都有样学样搞“材料政绩”，把写了当做了，那么本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层工作，就会变成“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的纸上谈兵，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形象以及群众利益。
其实，领导讲话、材料总结时字斟句酌没有错，与时俱进搞创新也没有错。但前提是，讲成绩时要客观中肯，不能夸大其词；讲道理时要深入浅出，不能晦涩难懂；表达方式要平易近人，不能自高自大。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让老百姓看得懂、记得住、能接受，这才是王道。
从“党八股”到“纸上雕花”，文风陋习屡禁不止。要扭转这一不良风向，领导干部首先要起好带头作用，做到以上率下。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变“看材料”为“看实绩”“看民心”。
（本件作品来源于重庆瞭望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