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书铭
“评论意识”，是一个评论员必不可少的内在素养，也是促使人走上评论之路的动力。它的形成，有着各种不尽一致的机缘。许多有思想有文笔的人，或许一生也与评论无缘。
毛泽东之所以会成为“文章大家”，成为一名“政论高手”，将政论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因为他有一份浓烈的“评论意识”，一份欲以政论为武器改造旧世界的渴望。其“评论意识”的形成原因，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资料图。
阅读的习惯
毛泽东爱读史书，喜欢评骘历史人物，尤其喜欢读那些纵论治国的政论文。他不仅从中积累了知识，而且也找到了文字的榜样。他极为欣赏的政论家有三个，一是西汉的贾谊，一是初唐的马周，一是中唐的刘蕡。
毛泽东最喜欢贾谊的《治安策》，该文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居安思危，痛陈盛世下潜伏的危机，直指西汉同姓王分封制之弊，建议朝廷尽早削弱诸侯的势力。所提措施，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有理有据。毛泽东曾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如，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毛泽东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江，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与《过秦论》。”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著的《新唐书》时，读到《马周传》中“马周上疏”的那一页，毛泽东在其天头处写下：“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之高，竟至“第一”。
至于刘蕡，其胆识非同寻常，敢于把矛头直指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其论述亦切中时弊，“慨然有澄清之志”。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刘传》时，对刘蕡的政论很赞赏，并在旁边批道：“起特奇。”
毛泽东与斯诺。资料图
此外，青年毛泽东热爱读报，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在和《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到：“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正值二八年华的毛泽东正因阅读了这些登载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而对梁产生崇拜之情。在“五四”前后他的批注、通信等文件中曾反复出现梁启超的名字。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对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启发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早在毛泽东读书时，老师杨昌济向他郑重介绍和推荐了《新青年》，原本喜欢读报的毛泽东喜之不胜，很快成为《新青年》最忠实的读者之一。《新青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他常常废寝忘食，手不释卷，为里面的许多文章心潮澎湃，击节赞叹。
1918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的北京，又在杨昌济的帮助下，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工作期间，毛泽东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活动。当时的新闻学研究会由徐宝璜主讲新闻学基本知识，邵飘萍则主讲新闻采编业务，他们的办报主张和业务思想，都对毛泽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毫无疑问，这对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他也从一个爱读报纸的读者，开始有了创办报纸、担任主编的能力，报纸也将成为他从事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武器。
独特的办报经历
1919年4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宣告失败。5月4日，北京的爱国学生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即五四运动。然而在湖南，这个新起的爱国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军阀张敬尧的镇压。直到 5月9日，长沙的报纸才冲破军阀的封锁，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就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会长。毛泽东当时谋职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他有时就住在商专以方便指导学联的工作。很多人后来回忆，认为毛泽东是当时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随后，全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至 1919年7月，长沙也出现了《岳麓周刊》《女界钟》等进步刊物，但影响都不是太大。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当时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深得大家信任，便一致推举他担任主编。
青年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时，汲取了《新青年》提倡的传播新思想、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等编辑理念，同时也借鉴了《每周评论》周刊编排形式和栏目设置，为4开4版、每版4栏的小报版式。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
《湘江评论》以新颖的文风、犀利的笔锋和通俗易懂的内容，鼓励广大青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受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进步青年诸如任弼时、向警予、郭亮、萧劲光因受这个刊物的影响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遗憾的是，《湘江评论》从创刊到被查封，存在时间不到一个月，只发行了4期和1期临时增刊，仅仅刊发文章83篇。其中，毛泽东一人的文章便占40篇，接近总发文量的一半。由于人手紧张，毛泽东既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又是编辑。由于预约的稿子经常难以收齐，毛泽东只好代笔补白。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还要亲自上街叫卖。因为文章取舍由他决定，许多重要文章也由他亲自动笔写成，因而《湘江评论》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思想。
《湘江评论》创办的成功，使毛泽东认识到了报纸对推进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也使他清楚地看到了广大民众对革命报刊的欢迎。于是，在《湘江评论》遭到反动军阀的封闭之后，毛泽东不仅没有停止新闻实践活动，相反活动更加频繁。据《毛泽东同志报刊活动简表》统计，《湘江评论》之后，至1949年9月29日止，毛泽东接办、创办、主编的革命报刊就有4种，组建学生周刊联合会、创建《平民通讯社》、主办文化书社各1个。在此期间，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同时，他还为全国几十种报刊撰写、修改各类重要文章和新闻稿件300余篇。这充分说明了《湘江评论》对其以后的新闻活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同时，毛泽东经过创办《湘江评论》这一实践，充分认识到了政论文章在政治报刊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后来所从事的大量新闻实践活动中，他一直十分重视政论，发挥议论的优势。
一生的志业——以政论为武器
《湘江评论》开启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也开启了他以政论为武器的一生。他将革命与政论写作融为一体，无论时局如何动荡，革命如何艰难，他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
纵观毛泽东的政论文章，能够很清晰地看出其鲜明的风格与特点。
毛泽东的政论文在选题和立意上，关注国家前途命运，政治观点成熟，政见几乎始终如一。在1944-1949年期间为新华社写作的20篇政论文中，除《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和《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两篇文章是讨论军事形势外，其余18篇、90%比重的政论文皆从国家前途走向等方面进行探讨。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不论是主题内容还是文章立意，都围绕着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展开，从国家未来的出路和民族的前途等高度进行辩论，驳斥反动论点。且篇篇文章皆有针对性，都有一个很明确具体的论题，能让读者很明确地读出他写作的意图所在。
同时，毛泽东也在文章中强调国民向导的作用。毛泽东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与后来遇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便形成了系统的、有理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毛泽东的政论文中，不仅处处体现出他重视群众和依靠民众力量，而且对于如何与群众联合、如何动员群众也有许多体现。《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敌人的迅速崩溃是由于“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别了，司徒雷登》中，“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还存在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政论文中的群众，不再是一种模糊的“国民群众可以改造国家”的观点，而是更具体的“群众可以帮助甚至是推翻一个反动阶级的统治”。相对于梁启超，毛泽东对群众的认识和理解显然进一步了，这也就使得毛泽东政论文中群众这一大主题更加明确、清晰。
此外，在写作风格上，毛泽东的政论文用“针砭时弊”来形容是十分契合的。他的文章主题思想论点明确，每篇基本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的性、指向性都很强，语言精练。每篇都有一个具体的主题，从他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略知一二，清晰易懂。而且毛泽东作为饱读诗书的学者、政治家，因为在长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和底层的人民群众接触较多，也因为白话文时代的到来，他更注重文章的通俗易懂，经常把反映当时老百姓心声的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通俗语言直接写进文章中。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反应极为敏锐，他以深厚的修养、博古通今的知识结构、风趣幽默的个性，写出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精美政论文章。这些优良的文字作品，不仅改变了当时社会的面貌，更流传于当代文坛，对于我辈评论员“评论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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